生命之轻

今天在看过去的工作资料时，发现了都江堰和绵阳的火炬接力路线图。由于地震，原计划已经不可能实施了。现贴出来，以志纪念。

23日早8点不到，圣火包机抵达堪培拉Fairbairn军用机场。记者来了不少，据说比欢迎中国领导人时还多。

我是先遣官，他们是主运行团队，所以他们一来我就得象半个主人似的紧着忙乎，招呼上车、介绍工作情况、参加各种会议、为各种人联络见面。幸好下午还可以脱身去贴路标，可以专心只做一件事。这次澳大利亚人是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定点确认各路段，和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时用一条破绳子一段段丈量真有天壤之别。从这一点来说，真是同一个世界，各有各的梦想。晚上10点多又去检查了一次路标，都还好好的。这地方不象天天下雨的坦桑尼亚，每天都是晴的，不会有雨水冲走我的路标。半夜时已经可以看到华人欢迎火炬接力的标语挂在路旁，终点处还有华人试举国旗彩拍。在战争纪念馆前还看到黑暗中有两只小袋鼠，可惜公务繁忙，没时间下车亲近。

24日是正日子。一大早6点起来，7点15出发。我们的车队开到湖边的Rond Terrace，与对岸的起跑地点隔湖相望。一路上看到华人，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已经举着国旗在站位，Rond Terrace更是站满了中国人，高唱国歌，国旗和标语组成红色海洋。他们多数是一大早甚至半夜从外地赶来，吃穿无着地等到现在。多么可爱的中国年轻人！ 还没有起跑，堪培拉市政府的大型活动局长Jeremy就气喘嘘嘘地打电话来，说起跑点的中国学生太激动了，要和藏独分子打架，让我想想办法。我说安全的事你得找使馆，比如说XU先生。之后，我的上司又听说起跑点划出了藏独和亲华两片抗议区，又出现了藏独旗子，于是把我训了一顿，说前几站从没现出过这种情况。我也没客气，严正地指出：安全的事从来不是我负责，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内部指示；至于前几站的情况，你们在前方也从来不向我通报，直到抵达前三天才想起和我联系。见鬼，只因为我是堪培拉火炬接力联络员，堪培拉的任何屁事都要找我，唯独不把大批爱国学生的到来归功于我。

8点50分我，第二名火炬手从对岸乘八人划艇过来，我们的车队就启动了。一路上仍旧是红色的海洋，抗议的人不多见，只有大约三个路段多些，尤其是议会大厦前。我照旧坐在先导车里，一边观察路面情况，一边向后面的火炬手投放车指示投放火炬手的地点。先导车当然是打头阵的，所以我算是沿途观众看到的第一个北京奥组委官员，一路上中国学生、华人不停向我打招呼，有的老外也挥手致意，我都会回以挥手致意、点头、微笑，并说“谢谢”、“你们辛苦了”、“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中国人通常会欢呼起来，高喊“北京加油”。我也是有意想打破西方人认为“蓝身人”表情呆板、不会英语的印象。当然，当我经过藏独分子抗议区时，则会把大拇指冲下向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向我喊“自由西藏（Free Tibet）”，我则回敬No Way(没门儿)，Say no to Free Tibet(对自由西藏说不)，或者Shame on you (可耻)。他们喊得更来劲了，不过我的车已经冲了过去。有时火炬手的投放地点正好是藏独抗议区，我会有意提前或推后投放，把火炬手投放到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最后两棒由我和火炬手组组长抱着火炬跑步寻找已经就位的火炬手，但到了最后一名，即第80名火炬手的交接地点时，却发现澳大利亚体育明星索普没有出现。我们又到处跑，直到澳大利亚奥委会的人告诉我，索普正在旁边的城市规划馆里候着，我急忙抱着火炬以最快速度跑了过去（因为后面的主团队快到了），索普在众人的簇拥下也正从城市规划馆向外走，我把火炬交到他手里，告诉他北京奥运会的LOGO要冲着前方，然后他就出发与第79名火炬手交接。这时我后悔没带相机。

在庆典仪式处，到处是中国的旗海。我还奇怪为什么没一个藏独旗，后来了解到在庆典仪式开始前，为数不多的藏独队伍已经撤退了。后来我看到有一个藏独分子和几个中国学生狭路相逢（见相册），双方几句话不和，就听藏独分子向远处的警察呼叫：“他们刚才威胁我，让我去死。”

据说共有20000名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出来助阵，从悉尼、墨尔本来的最多，还有从更远的地方包飞机来。我随便问了几个人，有一位老弟从悉尼来，本想订大巴，不幸座位已经订光，只好自驾车。又有两位从墨尔本来的MM，半夜出发坐了8个小时的车才到堪培拉。后来据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处参赞，很多20岁上下的学生半夜到堪培拉，人生地不熟悉，没有住的和吃的，就是凭一腔热情在外面呆了一夜（气温只有5度），直到早上又精力充沛地沿路站位。尽管如此辛苦，他们还是很开心，觉得过了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从后来的电视报道上看，他们与人单势孤的藏独势力曾发生激烈的对峙，警方共逮捕了7人，其中中国支持者5人(使馆也想去捞人，不过这些人都要去过堂，不太好捞)。 藏独势力明显处于下峰，但在起路仪式时却将了我们一军，天上突然有架飞机在画“Free Tibet”的字样。领导立即问我是怎么处理的，我回答：使馆的人曾经说警方不许任何一方租飞机，估计是有警察放水了。急忙给使馆的张武官打电话，他说正在与澳方交涉。后来警方也允许中方的两架飞机上天，拉出了“Go Go Beijing Olympics”的横幅，算是折平。

到12点15分时，火炬接力胜利结束。我回到酒店，同事们祝贺我两站全胜。晚上我去机场送包机起飞，即发现奥组委执行副主席李炳华一行4人没有办登机牌。李炳华是前几天从北京起来，本应从堪培拉登机，担任从日本长野起的境外传递总指挥（前任蒋效愚已经于下午飞回北京），所以他和3个随从是新增加。但国航说奥组委从没通知过要加这4人，要求有外交部的批准才能上飞机。于是电话打到北京外交部，外交部值班室也不知道这事该谁管，外交部又打电话给火炬中心值班室，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是在使馆的担保下，国航才同意让这4人先上飞机再补票。 我这才明白原来坐飞机也能先上去再补票。

送走包机后，章大使请我上他们的专车一起回使馆吃庆功宴。由于有4个人要上车，大使让我坐到后座中间，左边坐大使，右边坐大使夫人。幸好车比较宽，不会太挤。望着车头竖起的国旗，再看看两旁的大使夫妇，感到待遇不太一般。

庆功宴上少不了感谢大使、武官长期以来的指导（张武官在传递时一直在警察指挥中心看大屏幕，他说伦敦警察局长也在场，看到堪培拉的传递后感到非常惭愧），与长期打交道的使馆文化处的同事相互道贺。今晚人人都非常开心，连澳大利亚奥委会和首都地区政府（堪培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很开心。除了反华势力，所有的人都是赢家。

临离开时与大使夫妇合影留念，大使嘱咐办公室马主任明天再请我吃饭表示感谢。太好了，明天又有一顿饱饭，后天就可以凯旋归国了。

我的境外传递任务结束了，下月要转入境内传递。总的来说，我在两个境外城市运气都不错。达累斯萨姆拉姆地处偏远，反华势力等于零，人民比较平和，对华友好，所以没有任何意外。在堪培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已经激发了，在物质上也有了充分准备（比如众多的大国旗），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痛击藏独，与伦敦、巴黎不可同日而语。火炬接力在经历伦敦、巴黎的挫折过，终于在所经过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绝地大反击，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离火炬接力只有2天，准备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

首先是就圣火护卫上不上的问题，各方角逐激烈。澳总理陆克文还是不松口，禁止“蓝衣人”(西方媒体给圣火护卫起的别号)在火炬手身后跑，必须呆在车上，除非有必要开关火炬才出现。中国驻澳大使已经为此和他吵翻了，尽管大使说和陆是打了20年交道的老朋友。但联邦警察和首都地区政府（即堪培拉市政府）都允许地面上可以有2名护路手，另1名在摩托车上机动。还有3名可以在大巴上与前面3名轮换。首都地区政府首席部长（相当于堪培拉市长）已经向大使作了书面保证。这就形成了总理不同意，地方领导人放水的局面。

按目前的估计，会有1万名华人到场支持圣火传递，人数应该远多于反华抗议者。另外，法轮功组织、人权组织被前几天悉尼、墨尔本的反藏独大游行震慑住了，不敢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这次不会有太大动作。唯一担心的还是藏独分子，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会进行和平抗议，但藏青会头子已经在号召自杀式爆炸，不排除人体炸弹的可能。昨天我问警察局长到底能出多少警力，他只说很多，不肯说个数字。据了解，堪培拉平时只有500警察，即使从周围城市调，最多也就1000。在16公里的传递路线上对付几万人，好象势力单薄。

当然警方也想了些办法，除了要将亲华和反华两大阵营的人远远隔离开外，还想出奇制胜的办法-第一名火炬手起跑后，第二名火炬手就会上船渡湖，附近的两座桥都会封死，还有全城多处封路，以防有抗议者追逐。不过这也给我们的运行造成很大麻烦，比如工作车的运转会比较困难。

我担心的还是警察局长很认真，但下面的人会放水。从每天的报纸导向看，澳大利亚人还是同情藏独多于同情中国。如果藏独分子真的玩命了，还会很热闹，也许国内还会掀起抑制澳货的风潮。（抵制法货似乎收到了成效，法国总统萨科奇正忙着派议长和特使到中国安抚）

明天一早圣火包机就到，要起大早接机了。欢迎仪式会很特别，蒋效愚会用火种灯与当地土著大酋长艾格尼丝夫人的仪仗进行交换。在土著乐手的伴奏下，艾格尼丝夫人还会大声喊出“欢迎来到这个国度”等欢迎辞。想必很有特色。

最近国内爱国热情高涨，MSN上泛起了I LOVE CHINA的红潮，我是以实际行动爱国的，所以就没再贴这个标签。还有就是抑制法国货的口号喊得很响，家乐福首当其冲。然后又有白岩松等人站出来认为抑制家乐福不可取，因为家乐福也雇用了大量中国员工，采购了大量中国产品，抵制家乐福无异于抵制中国人自己。

我并不是抵制的积极倡导者，但如果一定要抵制一点儿什么，把家乐福当把子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我认为白岩松的说法站不住脚。

抵制这种活动，尽管也会理性地去算经济账，但并不是象白岩松那种算法。反全球化的人经常抵制可口可乐，甚至在都灵冬奥会火炬接力中也因为反可口可乐而闹事；反美人士经常抵制麦当劳，连法国人都抵制麦当劳，就因为美国流行文化对法国文化形成的冲击。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顶级跨国公司，都在世界各地雇用了大量员工，采购当地商品，可抵制、抗议的人们并不去算这个账，他们针对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就是个霸权符号，抵制的时候并不会算背后的经济细账。

当然，我并不是说抵制就不算经济账。这里有一个“依存度”的概念。当被抵制的东西是自己严重依赖的，如果抵制后自己会蒙受重大损失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我们之所以能抑制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家乐福，是因为社会上还存在它们的替代品，离了它们我还可以活得很好。不喝可口可乐，可以喝百事可乐、咖啡、茶；不吃麦当劳，还可以吃兰州拉面，杭州小笼包；不去家乐福，还有沃尔玛、京客隆......但99.9%的人不会因为临上飞机时发现是法国参与制造的空中客车就拒绝登机，直到换成波音飞机；不会因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就拒绝坐飞机，改坐轮船出国......

有了依存度这个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敢经济制裁中国，但现在如果谁要再提制裁中国，无异于是疯子，因为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三位。

是什么决定了家乐福的可抵制性？第一，它是法国在中国的最大的、最广泛存在的符号。第二，中国人对家乐福的依存度不高，没有它照样活得不错。

听说针对中国人抵制法国货，也有法国人提出抵制中国货，并称中国人更需要法国的产品。我敢说这是笑话。中国人买的法国产品多数是奢侈品-高档酒、化妆品、空中客车。而法国人买的中国产品多数是日用品。中国人不喝洋酒，用别的国家的化妆品，改坐波音飞机还可以活得很好。我不能肯定法国人对中国日用品的依存度有多大，但曾经看美国人做过实验，如果几星期坚持不买中国产品，生活就会一团糟。